在本科三年级我第一次参加"星火杯"竞赛并获得软件二等奖后,马上成为低年级学生眼中的明星。我义务当上了一年级学生的上机辅导员。一天晚上我巡视机房,一女生请求帮助。
我见屏幕上空白一片,根本没有一行程序,十分疑惑地问:"什么问题？"
"没有问题。"她把书往我手上一塞说:"这些作业你帮我做。"然后就自个子跟她的同学玩乐,把我撇在一边,似乎我辛辛苦苦地学习就是为了给她做作业。
我定神对她细看,发觉她简直就是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黄蓉再世,顿时心就"突突突"直跳。当天晚上我没睡着,接下几天的课不知所云。在选修课《操作系统》考试时,我给家里写了一封超短信:请快寄钱来,我谈恋爱了。我交了白卷直奔她去。
我的初恋只有两个月,却让我思念了8年。她离我而去时没有任何理由,而我却失魂落魄。在我本科毕业前的18个月里,白天我狂热工作强作笑容,夜深人静时心痛如刀割而无法抑制。没有人为我"疗伤",我是硬挺过去的,这一段经历使我日后心理承受能力极强。后来我开公司的失败虽然对信心有所打击,但根本无痛可言。
我们分手后并未成为陌生人,就象两只刺猬,离得远了就有点留恋,离得近了,就刺着对方。认识她时我虽然已略显才气,但并不具备成熟男人的魅力,很多事情我并不知道怎么去把握。有时"喜欢"并不能成为"爱",感情也许是永远研究不透的学问。



我读硕士研究生时有了一群生机勃勃的朋友,感情的伤痛被掩没了。朋友堆里夹着一位女生,她文雅而富有气质。平日里无拘无束,大伙戏称她是我的秘书。我的言行举止和穿着都经过她的调教,俩人出双入对,十分亲近,不知不觉有了感情。别人已经把我们当成恋人,我和她牵着小姜姗散步时,简直就象天堂里的一家人。她的温柔有时能让我失去所有斗志。
可是我当时着迷于事业,认为自己不久将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。鉴于史玉柱在创业时就离过婚,所以我认为感情是事业的累赘,两者不可得兼。
更糟糕的是,我和第一个朋友耦断丝连,偏偏她俩是同班同学。我知道脚踩两只船没有好下场,可我的的确确同时喜欢着两个人,并梦想她俩能合二为一。我情愿被人指责,也不愿掩饰真实的感觉。有时她俩一同走过,我站在路上丢了魂似的看着俩人的背影,任凭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。
我和第二个朋友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,她毕业后我曾坐火车千里送鲜花给她,让她感动过。而我固执的性格和对初恋的思念终于让她心碎。尽管我们已经几年没见,我依然看得见她留在我心里的那颗眼泪。


我在西电六年半的学习和生活也许是一生中最珍贵的,叫我怎能不爱西电。
两年前我回西电,惊奇地发现校园里房前屋后长满了待收割的小麦!这所大学是从事电子科技的,种小麦干啥呀？
朱总理曾讲过:"目前国家粮食充足,再来三年自然灾害也不怕。"现在国泰民安,似乎用不着"深挖洞,广积粮"吧。我素知西电提创勤俭节约、自力更生,但与其种小麦还不如种蔬菜呢。
老同学告诉我,种小麦是为了应付"211"工程(为21世纪选拔100所重点大学)的检查团,因为"211"工程有较高的绿化指标。偏偏检查赶在冬天,那时的西北极难长草。西电本来就人多地少,地上一长草马上就会被谈恋爱的学生给折磨死。一到冬天,整个校园就光秃秃一片。用小麦绿化校园可谓千古绝笔,检查团的那些权贵人士早已五谷不分,岂知所见的"草坪"乃是麦田。


浙江大学依山而傍西湖,是个美丽而高贵的大学。1997年春天,我就象干儿子那样挤进她的怀抱,并期望得到关爱。我到了向往已久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(CAD&CG)国家重点实验室读博士学位。导师是石教英教授,石老师虽然年过六旬,但精力充沛,红光满面,施拉普纳不及他半分精神。
我幸福地幻想着大干一番自己喜爱的专业,并计划在35岁左右成为实验室主任。开学的第一天,我兴冲冲地奔向实验室。进门不到5分钟,就因不懂规矩被看门的年青女子训了几次。为了不再冒犯规矩,我就老老实实地抓起一份计算机报纸并且站着阅读,心想这下不得罪谁了吧!
突然一个气得脸色铁青的男人(机房管理员之一)对我断喝:"你在干什么!你怎么可以不经允许就翻看别人的报纸!"似乎我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无耻的人。
我就象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飘飘然地去拥抱梦中情人,不料迎来两个耳光,此下场比《猫和老鼠》中的猫还惨。如果这两个年轻人有幸看到我这篇文章,应该好好悔过自新,她与他的工作态度打击过数十个学生的积极性。我本是因为向往CAD&CG实验室而来的,得到的却是极坏的第一印象。
不出几日,我就发现实验室里人们大多轻言寡语、小心翼翼、井水不犯河水。初到此实验室的北方同学极为迷惑地问我:"你们浙江人是不是都这个德性？我看你不太象嘛。"
也许你以为我以前的研究单位很土,刚到高贵的CAD&CG实验室,有点象刘姥姥那样无所适从,甚至有点自悲。非也,西电微电子所的设备、人员超过CAD&CG实验室数倍,我在微电子所的办公室就比CAD&CG实验室主任的还好。比物质条件是没有任何意思的,学生渴望的是自由、欢乐的环境,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。压抑的环境会把一个个本来充满活力的年轻学生变成一群小老头,他们只好套上硕大的眼镜以显示眼里的世界有多么渺小。
如果不允许一个男人在工作时仰天大笑,这样的地方不去也罢。
我颇费周折地考入CAD&CG实验室,却尚未热身就全力而退,决心自立门户。至今我都没有用实验室的计算机编过一行程序。


刚读博时我穷困潦倒,只有一床,一盆,一壶,一碗。我那些穷朋友们象挤牙膏一样挤一些钱资肋我。我买了一台计算机,在宿舍里开发软件产品"可视化软件开发工具 VA 4.0"。1997年8月,我去北京参加首届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软件展示,路费也是借的。同学为我壮胆时说:"如果不能获奖,就回到实验室干活吧。"
我说一定会拿第一名,不然去干啥。
在软件展示时,我们发现很多好的作品是国家的科研项目,根本不是学生个人的作品,违背了竞赛的宗旨。如果允许这样做的话,我应该运几条生产线过来。我写了一份抗议书,找了十几个人签名(很多人感恨而不敢签)。但抗议能顶屁用,我参加过的科技竞赛、见过的科研鉴定多了,哪一次我没看到虚假？我写抗议书是因为眼里容不得沙子。如果我的专业是政治,早就坐牢去了。
这次竞赛选出十个"软件明星",只有我的软件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的项目值得一看。我不能否认他的项目水平极高,但那不是他个人的作品(评委甚至认识他的导师,知道项目的来龙去脉)。我的作品被评为第一,他的项目被评为第二。组委会来拍电视,可是找不到浙江大学的展板。因为浙江大学没有任何准备,我是一个人来的,我的作品夹在杭电的作品之中,没名没姓。我只好从塑料袋上剪下"浙江大学"四个字,贴在展板上撑撑门面。
自新中国成立以来,清华大学就一直在浙江大学头上"作威作福",我好歹也争了一口气。可是颁奖时,组委会竟按地方顺序从北京念起,我沦落到第七,差点咽气。
我曾在上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与一位北京来的旅客聊天,此公极健谈。似乎他到上海旅游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掘北京的优越性。见我挂着浙江大学的红色校徽,且对清华、北大并不神往,不禁十分迷惑,就问:"浙江大学在浦东还是浦西？我要去看看。"
北京已经是极度优越了,那里的处长局长比我见过的土豆还多。就请不要把什么鸡皮蒜毛的好东西都拿走,给我们留点希望吧。


1997年11月,在穷得快挨饿的时候,我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特等奖(全国共20名,奖金1万元)。在人民大会堂领奖时,我以为能碰到宋健等人物,不料见到的却是政协的人手,不禁甚为失望。给我们出钱的是一个靠资本运作发财的集团,在宴会前,该集团领导人和我们座谈,他什么不好吹偏偏吹自己是个高科技企业:"我们主要从事生物工程,几年前就掌握了克隆技术,英国的"克隆羊"简直是小菜一碟。……我们在东北有个农场,新品种的小麦长得比人还高,麦粒跟葡萄一样大,你们不久都会喝到用这种小麦酿的啤酒。……我如果去美国炒个总统,那就跟玩似得。"
我们几个获奖的博士生吃饱喝足、拿了钱后,关起门来把那个老板臭骂一通,扬长而归。别以为给钱就能让我们说好话!
刚拿了"跨世纪发展基金",又马上获得"浙江省青少年英才奖",浙江大学也给我发奖学金。比起那些一个月只有300元工资的博士生们,我简直是"暴富"。还了朋友们给我的"救济款"后,仍然是个"富翁"。我老是觉得手头的钱是抢劫来的,心里不踏实。于是找浙江大学校团委"诉苦",请校团委把我的"不义之财"捐给浙大的贫困学生。校团委的老师热情而坦诚,说愿意等我成为真正的富翁时再接受捐款,现在不能让我"杀鸡取卵"。但为了能让我表达心意,建议我资助"希望工程"的中学生,让我选了5个初一的学生,每个学生500元。我轻浮地以为自己真的帮助了5个中学生,直到1998年暑假我见到了其中的一个中学生,才发现自己做的好事只不过杯水车薪而已。我是到了自己贫困失意时才真正去帮助那些孩子的。


在1997年,我在学生时期的荣誉已登峰造极,觉得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,不想再混下去。我总以为自己是第二个史玉柱,应该开个软件公司来振兴民族软件产业。我曾到东软集团(沈阳)参加"民族软件产业青年论坛",大不咧咧地作了一次演讲(现在发现演讲的内容没有一项是可以操作的)。杭州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,我谈了一天的理想,记者还是没听明白,干脆自己写新闻报道,并且含蓄地做了一个广告:万事俱备,只待投资。
由于我能说会道,频频上电视,引来近10个投资者。我选择了一位年龄比我大一倍、非常精明的商人作合伙人,成立了"杭州临境软件开发有限公司"。彼时,我可谓光芒四射,名片上印着"以振兴民族软件产业为已任,做真实、正直、优秀的科技人员。"浙江大学想开除我,被我"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"安抚住。
我当时想开发一套名为Soft3D的图形系统,此系统下至开发工具,上至应用软件,无所不包。公司名字起为"临境"有两个含义:一是表示身临其境,这是我对图形技术的追求;二是表示快到了与SGI公司称兄道弟的境界,这是我对事业的追求。"临境"这个名字我在读本科时就已经想好了,1997年底公司成立的那一天,我有一种"媳妇熬成婆"的悲壮感觉。
我从实验室挖来一位聪明绝顶的硕士生做技术伙伴。他叫周昆,年龄很小(1978年出生),研究能力极强。如果按照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毕业的论文要求,他入学读硕士的那一天就可以博士毕业。周昆的头明显比我的大,估计其脑容量至少是我1.5倍。我曾经以师兄的身份为他洗过一双袜子,他因此觉得我是个好人。我俩一拍即合,常常为Soft3D的设计方案自我倾倒。一想到Microsoft公司的二维Windows系统即将被Soft3D打击得狼狈不堪时,我们就乐不可支,冲劲十足。
我已经把"振兴民族软件产业"列入日程,并且提前担忧将来钱挣得太多用不完该怎么办。1998年5月份,我们做了一套既不是科研又不全象商品的软件。软件产品宣传了几个月,并没有出现订单如潮、接应不暇的局面(事实上压根就没有反应)。我意识到没有找对市场,但仍觉得产品中的一些技术很有价值,将它改装成其它软件也许能开创"东方不亮西方亮"的新局面。
于是我向只有一面之缘尚在北大方正工作的周鸿一求助。他是真正的软件高手,当我小心翼翼地展示约10万行C++代码的软件时,他竟在十几分钟内就指出多处重大的设计错误,使我目瞪口呆地意识到整个软件系统的价值为零。那种心痛啊,就象眼睁睁看着孩子被狼吃掉一样。
到1998年10月,我用光了30万元资金。周鸿一再一次从北京飞到杭州,三下五除二替我把只活了一年的公司给关闭掉。他放心不下,觉得我"恶病需用猛药补",于是意尤未尽地把我捉到北大方正插在他管辖的部门,让我学习怎样做事情。
北京寒冷的冬天可以营造一种凄凉的气氛,冲去一切可以自我原谅的借口。我并不是太爱虚荣的人,知道这次失败是我的毛病积累到一定水准忍不住喷发出来的结果。我绝不能以年纪尚轻不太懂市场与管理为理由轻率地敷衍过去。
从北大方正"劳改"了两个月回来,我心服口服地承认失败了。我把察觉到的数十个毛病列出来,日后一个一个克服掉。我写的《软件工程思想》一书,大部分内容取自我开公司失败的教训录。我现在能客观地从可行性分析角度说明我和投资方所犯的主要错误,以祭我那幼年夭折的软件公司。
我的主要错误:
(1)年青气盛,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,想一下子做成石破天惊的事。我的设计方案技术难度很大(有一些是热门的研究课题),只有30万元资金的小公司根本没有财力与技术力量去做这种事。分析经济与技术可行性,即可否定我的设计方案。
(2)我以技术为中心而没有以市场为中心去做产品,以为自己喜欢的软件别人也一定喜欢。我涉足的是在国内尚不成气候的市场,我无法估计这市场有多大,人们到底要什么。伙伴们跟着我瞎忙乎一整年,结果做出一个洋洋洒洒没人要的软件。分析市场可行性也可以否定我的设计方案。
(3)我做到了"真实、正直",但并没有达到优秀的程度。我曾得到很多炫目的荣誉,但学生时代的荣誉只是一种鼓励,并不是对我才能和事业的确认。正因为我不够优秀,学识浅薄,加上没有更高水平的人指点我,才会把事情搞砸了。
投资方的主要错误:
(1)投资方是个精明的商人,他把我的设计方案交给美国的一个软件公司分析,结论是否定的。但他觉得我这个人很有利用价值,希望可以做成功其它事情,即使Soft3D软件做不成功,只要挣到钱就行。这种赌博心态使得正确的可行性分析变得毫无价值。
(2)由于我不懂商业,又象所有单纯的学生那样容易相信别人。他让我写下了不公正的合同,我竟然向他借钱买下本来就属于我的30%技术股份。他名为投资方,实质上双方各出了一半的资金(他出51%,我出49%)。他在明知Soft3D软件不能成功的情况下,却为了占我的便宜而丧失了应有的精明,最终导致双方都损失。
关闭公司时,他搬走了所有的固定财产。我明明投入了技术,又亏了15万元,却一无所得。几个月后当我意识到不公平而找他协商时,他说:"只能怨你自己愚蠢,读到博士,连张合同都看不懂。"我觉得自己在此事上虽愚但不蠢,真实、正直的品质加上不懈的努力会让我变得有智慧。自己的奋斗没什么可以后悔的,学到的远比失去的多,下一次会做得更好。